2008年5月7日,星期三(GSM+8 北京时间)
浙江法制报 > 第十五版:旁听 改变文字大小:   | 打印 | 关闭 
12次走进爱滋病高发区的青年

  口述:杨松
  整理:陈卓 陆丽萍

  去年岁末,浙江大学4位大学生给温家宝总理寄去了一封信,内容是关于他们在农村开展社会实践和调研后的一些想法。今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写给他们一封亲笔回信。信中写道,大学生开展农村调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其实,大学生对农村一直饱含着感情。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位曾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的大学生。这位获得过“浙江青年五四奖章”(这是我省历史上惟一一位获得该项荣誉的在校大学生)等荣誉的大学生名叫杨松,很多人很难将他的经历和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甚至看上去有些瘦弱的年轻人联系起来。
  杨松说,很多人都问过他,是什么让他这样一位在校大学生顶着巨大风险和各种疑惑多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社会调查,并写成几十万字的调查报告,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别样的课余生活。他的回答总是“人活着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那是一个青年人的节日,一个光荣的日子。让我们来听一听杨松的故事,在展示一位优秀青年不同寻常、值得喝彩的经历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不变的道理:青年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有机结合,会展现出生命的辉煌与灿烂。

  自费多次
  进入艾滋病高发区调查
  我从小家境贫困,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我报考了中专。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一所中专。
  一次回到家乡,我意外得知家中有亲戚卖血为我筹学费的秘密。我震惊了。我曾经在媒体上看过有关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报道,于是,我赶紧拖他去检查,万幸的是,他没有染上艾滋病病毒。然而,同村同样卖血的其他人并不都如此幸运。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他们的症状很像艾滋病。从那时起,我真切地感受到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我决心把目光对准艾滋病问题。
  从2000年起,我开始收集资料并进入艾滋病疫区进行社会调查,足迹遍及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的艾滋病高发区。2004年6月,为了实现读大学的夙愿,我参加高考,成为了浙江传媒学院的一名学生。与此同时,多年来压在我心头的一桩大事也付诸行动——我先后12次赴河南艾滋病疫区实地采访,7次进入当地南部的一个村进行深入调查。
  为什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要频繁地去这个村子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村很具有代表性。它就是一个缩影,无论是控防政策还是救助模式,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样本或参照物,这也是我写下那么多的文字并且集结出版成书的一个主要目的。
  有人曾和我开玩笑,说出书了肯定也赚了不少钱吧。稿费的确有,大约有3万多元,但我自己一分也没留下。我将这些稿费折合成等价的书,全部捐给了艾滋病疫区的图书馆和中小学。
  我在《“艾”情紧急》的后记中所写:其实,我很累,终日奔波于艾滋病疫区实地调查、采访;其实,我也经常情绪低落甚至伤悲不已,因为一幕幕悲凉场景让我一次次泪如雨下。我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如果只是去一次、两次,受到的震撼也就是一下子,等到感觉淡了,也许说放下就能放下了。但是我去了12次,去一次震撼一次,去一次难受一次。也许是因为激情淡不下来,一直保持着高度亢奋的状态,才让我坚持到现在。
  我认为,如何科学地引导农民致富,是当地政府的职责,也是消除类似于“卖血致富现象”的根本途径。
  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村里有个“阳光家园”,是当地因艾滋病致孤的健康孩子的家,也是他们的学校。学校的9名专职教师都是从全县范围内选拔来的优秀教师,但孩子们还是缺乏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教育。受当地政府的邀请,我决定组织一支义务支教社会实践小分队,为艾滋孤儿服务。刚开始我还曾担心没有人愿意报名,但让我意外的是,当招募志愿者的启事在浙江传媒学院的校园里张贴后,马上就吸引了80多名同学报名。最终,我带领其中的8名同学在“阳光家园”与艾滋孤儿们一起生活了近半个月,教孩子唱歌、跳舞,给他们上体育课,与他们一起做游戏。
  这些志愿者既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战友”,他们回来后好多都和我说,这次社会实践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而我,也感受到了莫大的支持和更多的力量。

  被曝光的肉老板
  和我交了朋友
  在北京读中专的时候,我常在学校边上的一家小饭馆里打工补贴学费。一次,一位媒体记者在饭馆里看到了我。后来他和我说,当时我瘦弱的身体站在高高的洗碗池前时,他就有种要帮助我的念头。的确,是这位老师将我带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给媒体投稿赚取稿费,不仅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而且在这位老师的点拨指导下,我对民生方面的采访调查逐渐产生了兴趣。
  中专毕业后,我放弃了安稳的银行工作,听从内心的呼唤,去媒体工作了近4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揭露某个角落的黑暗,要想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小小的力量,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无论是在校时的社会实践,还是工作时的采访报道,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留下真实可信的证据,我都会深入第一线,好多时候都遇见了危险的人和事。
  我曾夜宿8元黑店,暗访黑恶势力,卧底色情娱乐场所,调查小煤窑现状……说来奇怪,那些因为我的暗访而被“揪”出来的人,其中有些却和我成了朋友,甚至是愿意和我交心的朋友。
  有一个“注水肉”老板就成了我的朋友,不过这是在经历过一番心惊肉跳的过程之后。一次,我暗访了一家肉店,发现里面有很严重的注水现象,老板还带我去了冻库看了个究竟。报道出来后,老板的冷库被查封,他大约30万元的资产没了踪影。这时的他失去了理智,瞒着所有人来到我所在的单位找我。我也大意,那天没有仔细问保安是谁来访。从楼梯下来,我一眼就看见了这个老板,马上料到他来的目的,赶紧奋力跑回报社办公室报警。
  被保安截下的肉店老板承认了是来找我“算账”的;而且,他的上衣口袋里还带了一把小刀——实在很惊险!被抓后的他逐渐冷静了下来,这时得到消息的老板妻子赶紧来劝他不要冲动。渐渐地,他想通了,觉得我很有勇气,于是打电话给我。“毕竟你做的是正义的事情,我想和你交个朋友。”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他多次打电话来希望能和我见一面我都没答应。几个月后他又打了电话给我,我被他的真诚打动,同意和他在我单位里见面。敞开心扉的他告诉我,他也很后悔之前做了亏心买卖,还好当时没有做出伤害我的行为,现在他已经准备重新做正经生意了。我们还真的成了朋友。
  我想过这个问题,结论是邪不胜正——这些事情也许使他们懂得了这个道理,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的错误,决心重新做人。
  
  年轻人要明确
  自己的神圣使命
  今天,很多人将我作为一个榜样,我觉得其中还是有些成分是放大了我的优点,给我戴上了太耀眼的光环。还有很多的大学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也想和我一样想去调查艾滋病的情况。对于他们的热情,我非常欢迎也很高兴,但他们的有些想法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
  我具有和大多数大学生不一样的特殊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借鉴。我常常讲,如果有人真希望学我,那么学的不应该是我的具体行动,而是一种社会实践的意识——也就是说,调查艾滋病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社会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觉得社会中还有非常多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千万不要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去,哪里关注度高就蜂拥而上;同时,我觉得大学生包括其他年轻人的社会实践,应该把自身的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之一——首先对自己负责,才可能对其他人负责。我之前的一些行动,现在想来,也有不合适甚至危险的地方,如果重来一次,我一定会三思而后行。
  我不是偶像,不是明星,我所做的也许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不光要独善其身,还应该关注周围的人,关注社会发展和进步,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